正如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》中指出的,唐王朝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中华一体的秩序,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。这一时期,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天下共主、农牧一体、华夷一家和胡汉无差,呈现出“多族群大一统”的特征。由于大一统王朝疆域的空前扩大,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与周边社会的发展。也正是因为唐朝的这种农耕草原海洋为一体的大文明共同体形态,使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,也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华的认同。

汉唐是东西丝绸之路贸易极为繁盛的时期,胡汉之间、诸胡之间都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,究其根本是诸族经济上的不自足性,诸“城国”受限于土宇局促、气候恶劣、地貌单一等原因,不具备产出所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先天条件,对贸易较为依赖。汉使出关往往携带大量金帛财物交好沿路诸国,张骞也曾对大宛王言道:“今亡,唯王使人导送我。诚得至,反汉,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”。唐朝长安坊市间流传“胡人多宝”的说法,诸多粟特商人久居长安。此外唐廷在进行和亲、册封等时往往伴有丰厚的赏赐。唐与西域诸族广开互市,“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敕:诸蕃商胡,若有驰逐,任于内地兴易……其贯属西、庭、伊等州府者,验有公文,听于本贯已东来往。”经济上的往来互洽带动了西域的地区经济发展,史载唐时轮台、伊吾一带“禾菽弥望”,于阗地区“众庶富乐,编户安业”。经济往来还反映在物种交流上,如石榴、葡萄、苜蓿等自汉时传入内地,菠菜则在唐代出现于华夏士庶的餐桌等。

边疆地区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既一体同构,又具有鲜明的异质性,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地区“因俗而治”的总基调。汉时西域交错分布着诸多“城国”,城国间族属、人口、风俗各异,对汉廷的重要性和作用也各不相同,故而汉廷对西域采取了与中原不同的治策。宣帝神爵二年(前60),西汉设西域都护作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,辅以密切的聘使、和亲、册封等措施。同时诸城邦各有王侯邑长,在听从征调的同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。

此后,即便唐作为政治实体消亡后,但作为文化共同体,给周边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记。西州回鹘、党项等政权在交通水利、建筑设计、医药文化等方面仍旧沿袭着唐代风范。唐五代时期,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为重要“神灵”。在苯教文献中, 孔子被改造成“圣、神、王”三位一体的“贡则楚吉杰布”,是苯教的四大护法师之一,也是苯教教主的岳父。藏传佛教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文殊菩萨化身或弟子。虽然与孔子的本来有差距,但反映了藏人对孔子的尊崇,是汉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。

唐代完善了以都督府、都护府为核心的边疆治理体系,针对边疆民族的特点实行羁縻府州制度,以各民族、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,以边疆地区民族首领为都督、刺史,允许世袭;以众多羁縻府州为行政基础设安西、北庭等都护府,授予都护府抚慰、征讨、叙功、赏过的职权,再统一于中央。“是后以玺书赐西域、北荒之君长,皆称‘皇帝天可汗’,诸蕃渠帅死亡者,必诏册立其后嗣焉”,“太宗文武圣皇帝,德侔覆载,情深亿兆,思偃兵甲,遂通姻好,数十年间,一方清净。”通过册封、纳质、和亲等手段的综合运用,西域治理大见成效。

随着频繁的交流交往,昌明的中原文化对西域诸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,汉时龟兹王绛宾因钟情华夏文化,“归其国,治宫室,作徼道周卫,出入传呼,撞钟鼓,如汉家仪”。唐世史书多有边疆民族向中原王朝派遣子弟求学、请求颁赐书籍的记载,西域高昌等国酋长曾“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”,各族的质子和留学生耳濡目染中原礼仪文化,返乡后往往成为本国亲唐派首领,率先输诚,对于宗藩关系的加强和巩固起了重大作用。唐时的文化传播政策较为宽松,也较为注重对边疆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,对与诸族和亲的公主,也往往要求其遵从对方的“收继婚”习俗,故而时有公主嫁予继任可汗酋首的情况。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强化了西域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,渠领共言:“生荒陋地,归身圣化……依唐若父母然”。

2024-07-20 03:10: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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